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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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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君,男,中学高级教师,潍坊名师。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诸城市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诸城市硬笔书法协会家副主席,超然台诗社理事,苏东坡诗书画院副院长,《超然诗书画》副主编,文化部优秀艺术人才综合测评活动辅导教师、评委,(山东))初中义务教育教科书《书法》教材副主编、编者,山东舜源书画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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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草书时代 大草中国  

2010-03-31 14:58:48|  分类: 书法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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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九二《草书时代 大草中国》

 

引用

九二草书时代 大草中国

 

  草书时代  大草中国

 

-----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创新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草书时代的来临

               

深圳  王庆寿(笔名王九二)   2007 8

 

内容提要

第一部分:论述时代背景与时代精神对传统书法艺术创新与转型的内在要求;

第二部分:回顾总结当代中国法艺术书继承与创新的经验教训,指出“新古典主义理论”与“流行书风”在理论与实践有较大的合理性,但在对传统的具体取舍上与风格追求上表现片面性,同时分析了“新帖学论”存在的片面性与隐忧;

第三部分:对传统书法史进行回顾与梳理,对近现代法艺术书继承与创新探索的经验教训进行考察,提出以帖养韵、以碑強骨,碑帖结合、民间与经典互参是当代书法创新与转型的主体路径;

第四部分:从不同书体的创新与转型能力差异以及草书(主要指大草、行草,下同)艺术的本体特征出发,论述草书艺术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同时依据时代精神与草书艺术的契合性,提出草书艺术是中国传统书法实现创新与转型的突破口,并预言中国书法艺术草书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 时代精神  创新路径  转型突破口  草书现代性  草书时代 

 

 

一、    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创新与转型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

 

“中国文化艺术有传统性,有现代性,又有民族性,即有古今之别,也中外之别。中国文化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环境,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是这个时代精神的体现”(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分析》)所以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创新与转型的探索和研究离不开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整体判断和把握。

 

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社会制度尤其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西学东渐;“五四”时期激进的改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坏,致使中国书法艺术传统的封建农业社会经济基础和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释并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日益缺失。

 

而近三十年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发展,当今中国思想文化一方面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以及受市场决定论和拜金主义影响,致使中国当代书法艺术的人文精神几乎全部丧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起,民族主义精神不断高涨,思想文化回归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前同时存在要求复兴中国文化艺术传统形式及其审美功能,与追求个体情绪的释放,要自由

要、现代的两种倾向。当代中国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复杂的混乱的。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经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期可待。从而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主流应该是立足中国传统,合理吸收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先进理念和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以更好地反映当今中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承载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

 

当今中国时代的精神是当今中国宏伟博大和迅速变革着经济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思想文化在当代的延续与综合的反映。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延续发展的精神基础。为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时代的主要精神是自强不息、愿德载物、改革开放、民主自由、和谐统一与科学发展;它表现在对当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是传承与复兴文明的同时,勇于开拓创新;它表现在当艺术的审美精神取向上应当是以刚健自由、雄浑博大、苍茫和谐为主调下的多元并存;中和正大将是时代与传统对当代艺术创造、艺术审美的共同价值要求;写意抒情是当代艺术的主要功能。

 

“中外文化艺术发展史表明,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往往是个渐进的扬弃过程,是一个以体现与反映时代主流精神为宗旨,是传统与时代、民族与世界、社

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以螺旋式回归上升的路径进行。”(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因此,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追求视觉形式上与展示方式的现代转型,应当是同时以追求传统审美功能与人文精神的提升,以及追求现代人的主体觉醒与人的自由为目标,以体现雄中和正大的当代主流审美价值为导向,在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全面扬弃基础上,在立足书法本体传统延续同时寻求突破,以实现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人文精神、审美价值和艺术形式的全面创新与转型。

 

 

二、    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创新与转型的成果与困惑

 

(一)创新与转型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成果

中国书法艺术传统是否具有现代性?如何在延续中国书法传统本体的同时实现现代转型呢?或者说当代条件下书法艺术继承与创新?自上世纪80年起中国书法界进行不断的探索,在中国书法艺术继承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上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自上世纪书法80年代初进行了美学大讨论以来,在连续七届 “全国书学讨论会”,及相媒体、研究机构的推动下,当代书法理论学术界对书法传统历史、书法艺术本体、书法审美观念及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都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从起初套用西方理论隔靴搔痒式的阔谈,逐步转为对书法传统历史进行本体考证与鉴评研究,如朱关田先生、丛文俊先生、华人德先生等在书法史学方面已取得突出的学术成果。同时对书法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与书法以及书法审美等重大课题进行多角度研究与探索,比较有影响的有周俊杰先生等人提出“新古典主义”理论,王岳川先生关于 “文化书法”与“中国书法艺术精神”有关论述等。

 

第二、在书法创作实践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如坚持传统,走渐进式创新之路的马世晓先生、沈鹏先生等人在草书创作取得较大进展,他们在坚持书法传统的同时,在创作的形式上与审美意趣实现了转型,(一方面指增大尺寸适应当代书法展厅审美需求,另一方面在线条质感与气势上更加厚拙苍雄,和富有时代精神);又有王庸先生、何应辉先生等在通过吸收民间传统,注重意趣和个体表现的“流行书风”探索转型的道路上也取得一些进展等。

 

第三、以中国书协成立为起点,书法艺术在专业化和职业化方面有较大的发展;以书法展览为动力,书法艺术在民间普及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今书法队伍的绝对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要多。

 

第四、书法专业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当今书法队伍中在大多数人的人文素质缺失的同时,又有许多经过专业教育而有较全面修养的专业人才。

 

以上四个方面的进步说明书法在当代传统环境功能不断缺失的困境面前,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传统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复兴仍有很大希望。

 

(二)探索过程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偏差

但近三十年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继承创新,实现现代转型探索道路上遇到很多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在理论和实践存在着误区和偏差造成的。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现代书法主义”的理论误区和实践的困惑

“现代书法主义”者在理论上全面依附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将书法的现代性和民族性对立起来,或者认为中国书法艺术缺乏现代性,在实践上将书法创新和继承传统割裂开来,仅仅在视觉形式进行转型试验;如“学院派”、“少字派”、“墨象派”等,它们大多是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与形式为原则依据,而将自身传统作为材料来加工宰割;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违背文化艺术渐进式创新的一般规律,是拾人牙惠之举。现在“现代主义书法”已进入死胡同。

 

第二、“流行书风”和“新古典主义”在书法创新实践与理论上的失误

从“流行书风”创作实践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上看均有其合理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上已有所述)但从其发展趋势和创作风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失误。“新古典主义”是周俊杰先生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未到90年初,在总结河南书法群体成长的实践上基础上,并面对“现代主义书法”对传统书法的割裂行为,在借鉴西方文艺复兴的经验和以王庸为代表的“流行书风”的创作实践提出来的,它主要观点为:其一、“新古典主义”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决定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优结果。其二、“新古典主义”作为一种艺思潮,它的主要特征是对古典时期优秀传统的全面继承,是对在特定历史条件古典时期艺术精神的全面复兴。其三、“新古典主义”在审美上追求博大稚拙为意向,探索充满宏伟豪壮的生命气息和以风骨为标志的雄厚质朴的内在精神。(依据周俊杰、李强论《书法新古典主义》摘录整理)。从上述“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观点上看,无凝是较为科学合理的,基本上符合当今中国时代精神对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要求。“流行书风”代表人物王庸的书法创作实践也证明该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古典主义”、“流行书风”的实践有些因为急功近利与盲目跟风,以及过度强调民间性、趣味性,而有的还进行刻意变形,至使“流行书风”在“全面流行”的同时,出现“丑书化”、“造作化”、“粗俗化”。又因为国展评选机制的存在一些缺点,大多中青年书法家为了入选而急功近利,使“流行书风”的书家艺术主体性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加剧。同时最近“新古典主义”和“流风书风”代表人物之间的论争,致使人们对“新古典主义”理论观照下的“流行书风”实践提出了质疑,“新古典主义”和“流行书风”还能走多远?能否担当起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创新转型重任呢?疑问还没有答案,困惑仍有待解开。

 

第三、“新帖学论”的片面性与隐忧

在书法界对“流行书风”实践和“新古典主义”理论进行质疑同时,“新帖学论”应运而生。“新帖学论”倡议者之一的黄惇生先,在《书法报》等媒体和其他有关场合公开全面否认近现代一百多年来碑学运动对中国书法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与成果,认为只有回归以二王为宗的帖学传统上来,才是当代书法发展的正途,且有人发文章公开提倡书法艺术的“保守主义”,呼吁书法要全面回归到二王传统上来,加之近几次全国书展评选的推动,“二王之风”越刮越盛。不可否认,碑学理论与实践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其历史功绩应当是肯定的。所以我认为上述这些论调和动向是令人担忧的,其主要理由是:其一、这不仅仅是否认碑的历史功绩,还将割断近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和当代中国书法艺术连续的创新路径。清中晚期到民国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书法艺术一直沿着碑帖结合创新之路,吴昌硕、于右任、林散之、王邃常等人成功,证明了碑帖结合的创新之路在现代乃至正当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对书法艺术进行渐进式创新和继承是基本可行的,亦能较好地体现当今中国时代精神。其二、历史经验证明以二王为宗的“新帖学论”倾向者,很难在当代书法现代转型上有所作为,也很难超越唐宋至明清各个时在帖学上所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白焦、沈尹默两位现代帖学大家尽管功力深厚但要与宋四家、元代赵子昂、明清董其昌、王铎等人的帖学历史成果相比,相差较大的距离;而且若从创新角度上,看白焦、沈尹默等帖学大家是无法与同时的碑帖结合的吴昌硕、于右任等人的成就相比。其三、若否定走碑帖结合之路,必将使当代书法艺术的创作走向保守和片面,并使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因追求二王的中和遒丽,而失之雄强博大和苍茫的艺术气象,最终将无法体现当代中国艺术追求中和正大的主流精神。

 

 

三、    碑帖结合是当代中国书法创新与转型的主体路径

 “如果有人问,当代书法创作诸问题中什么是首要问题,我将豪不犹豫的回答,书法艺术的道路问题应摆在第一位”(周俊杰《当代书法创作道路之我见》)。的确,中国书法道路选择问题是一个首要问题,但是我们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

经济国际化现代化大环境下的时代精,在对古与今、中与西全面比较和观照下,以大文化观念,积极有为姿态,寻找中国当代书法创新与转型的破口?我们不仅需要对近三十多年书法探索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进行反思,我们还要对二千多年书法传统进行全面梳理,需要对中国传统书法每个创新发展的路径进行总结。

 

(一)中国书法历史的守常和达变传统

康诰铭文曰:“旬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经》曰:“易者易也”,“穷则变、变则通”。“创新求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面,以儒家为代表的刚健有为与主动的思想是核心,以老庄为代表的无为与主静的思想,以及禅宗为代表的主空无虚静的佛家思想虽有较大的影响,但不是根本的”(张中行《禅外说禅》)。

主动思想和主静思想在中国书法史上相互影响,互有作为。但中国书法史是一部“适时而变”(索靖《草书状》)或“守常达变”的历史。“质文三变,古质今妍”(孙过庭《书谱》),不断创新,不断变化是主流。动与变是永恒的,静与守是相对的。历史每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都有其极鲜明的特征:商代甲骨文的率意古朴,周代金文大篆浑厚大气,秦诏版、汉碑隶书的雄强率真,魏碑厚拙和粗犷,晋人的萧散与韵逸,唐代楷书谨严与草书豪放,宋人重意,明人的尚态,中晚期碑学复兴而“尚方尚厚”,每个时代都有其个性,每个时代都是在对前一个或前多个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二)文字实用功能需求变化推动字体的演变和书法审美功的产生

丛文俊先生对书法史的研究表明:中国书法在汉以前是以对文字社会功用的变化要求为推动力,以奴隶和封建的王朝变更为契机,实现着文字从复杂到简

 

单,从形象到抽象的不断创新与衍化,到汉魏时期,各种书体演变基本结束。晋代时期,以行书和草书的成孰为标志,书法进入“艺术审美的自觉的阶段”,产生了“翰墨之道”。此后书法艺术的文字书写功能(社会性实用功能)和书法艺术的“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艺术审美与抒情达意功能同时存在,两者相互作用,推动了中国书法的不断向前发展。“天人合一”、“以天立人”、“技道两进”以及“依于仁、游于艺、达于道”等传统观念成为中国历代书法大家的共同理念。自唐代以来,由于唐太宗认为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推崇至备,从而书法传统又形成以二王经典传统为主轴,民间碑刻、实用装饰为辅的经典和非经典并存的书法发展局面,这一传统直至清中后期因馆阁体的弊端与碑学兴起帖学式微。

 

(三)碑帖结合是中国近现代与当代书法创新的主体路经

自清中晚期碑学兴起,碑学书风逐渐成为书坛的主要力量,但帖学仍在起重要作用,碑学大家的创新实践也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对经典帖学的吸收,即使康有、吴昌硕等碑派代人物的书法创作实践也是如此。民国以来,从于任右到林散之、王邃常、沙孟海等书坛大家均坚持碑帖结合的创新路径。碑帖结合创作路径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乃至当代,可以说碑帖结合是连接当代书法艺术与传统书法的文脉的主要道路。我们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仍有其合理性,但在注重吸收碑学民间传统的同时,应加强对传统帖学经典的学习,不要刻意地去解构传统,不要刻意地去追求粗率之风;在保证对书法艺术雄浑博大美学价值追求的同时,更要求以“致精微而达广大,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真诚态度,从书法民间和经典二个传统的正面,以“最大的力气打入,又以最大的力气打出”;加强人文精神修养积累,要明白变形与造作不等于趣味,率真与稚拙不是粗率与浅薄,跟风流俗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我认为当代中国书法的复兴与创新主要路径应当是以雄视千古的气度和魄力,对中国书法传统进行全面总结和扬弃,我们不仅要重视对晋唐以来二王经典传统的全面吸收,还要高度重视对前三代以及秦、汉、魏传统的整理和吸收;总之,要走碑帖结合、经典与民间互参之路,实现以帖养韵、以碑强骨目标;在进行雄强博大壮美的美学追求的同时,要追求苍润和谐的“中和正大的境界”;“雄壮博大、苍润和谐、自然天真”将是我们时代对书艺术的美学呼唤。

 

四、草书是当代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创新与转型的突破口

 

(一)当代语境下中国传统书法各种书体创新与转型能力的不同

当代书法理论家在讨论传统书法创新与现代转型时大都是统而论之,没有考虑传统书法的不同书体的差异性;历史上很多书法理论家讨论书法时,常按不同书体进行,如卫恒的《四体书》、张怀权的《书断》等;而草书的讨论往往最为重视,如崔瑗《草书势》,索靖《草书状》等都草书作专门论述。

 

当代中国传统书法的书体主要包括隶、行(指行楷,不指行草,下同)、篆、草、楷,但我认为不同书体反映时代精神与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与程度不同的。隶、行、篆、楷均是直接以文字为基础的书写艺术,受文字的限制较大,实用功能较强,艺术审美功能较弱,个体追求自由和情性抒发受到较大的限制,其审美的形象基础主要是字体结构与点划形态,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下书法文字实用功能需求已逐步丧失,所以隶、行、篆、楷四种书体的实现现代转型的难度很大可能性很少,应当以继承为主并进行渐进式的复兴与创新。而草书(包括行草、小草、大草、章草、草篆、草隶等,尤其是大草与行草,以下论述主要依据大草与行草进行)因其艺术审美功能较強,便于个体的情感抒发和对自由的追求,其审美的形象基础主要是具有生命意识的线条,较能适应当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为此,我们应当加强对草书的艺术传统、草书的书体特征及草书艺术 “现代性”的研究(具体见下文的论述),并以传统草书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作为突破口,探索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复兴与现代转型的成功路径。

 

(二)草书艺术产生、分类与演变

我们在研究草书艺术的创新与转型时,首先要了解草书的传统。草书书体在秦末简帛书写時期萌发,在汉代期间因为书写的便利与省时而逐步衍生并独立。“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崔瑗《草书势》);“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索靖《草书状》)。求简便的文字实用功能,促使草书从草篆、草隶中分离出来,而后又经杜度、崔瑗、张伯英等人的演变创新而成。草书有飞白、章草等种类,及至王羲之的创新衍化,今草(小草)终于成熟和定型。子敬在其父小草基础加以外拓增益,使小草从每字独立走向数

 

字连缀,为唐代张旭、怀素的大草书艺术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基础。自唐以降至现代,在大草书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黄山谷、祝允明、王锋、傅山、徐渭、林散之等,他们每个人的成功既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化环境作用的结果,更是书家个性情趣与才识作用的结果。草书艺术是娴熟技法与激荡的情感的统一,是中国书法“技道两进”观念的体现。“目击道存,天人合一”是对草书艺术的最高评判,也是对草书艺术最高境界的追求。

 

(三)草书艺术的基本特征与草书艺术的现代性

 

1、传统草书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

“观其法系,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园不中规”(崔瑗《草书势》,这说明草书的创作与审美已不是以具体的点划与文字型态为基础。线条与笔势曲折、回旋是草书的形质,飞动的点画则能增加草书的情性。 “草书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情性”(孙过庭《书谱》)。“飞动的具有生命感线条是中国书法的本体特征”(王岳川《中国书法艺术精神》),但我认为飞动的具有生命意识和情感传递功能的条线是草书艺术的本质特征更为确切些,这样的线条不但具有传统性,同时具有现代性和可遗传性,是中国传统书法的DNA(而汉字或者隶篆楷等正体则可比之染色体,有些片段具有遗传效应,有些片段则因环境条件改变而失去部分的遗传功能)。大草(含行草)书艺术以飞动的线条为造型基础和本质特征的属性,既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又具深度的形象性,是真正的写心与写意的艺术,这使其对文字结体的边界要求大大降低,并使其审美功能和达抒情功能的空间得到最大的发挥,从张旭如《大诗四首》、怀素《自序帖》等经典草书艺术就可以证明这一论述。线条的生命意识,线条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已成为大草艺术审美的基本构成;“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是大草艺术的基本功能;追求主体自由与情感的充分的抒发是草书艺术创作的基本目标。韩愈在《送高闲上人亭》一文中赞曰:“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怢,怨恨、思善、酣醉、无聊、不平等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这充分说明大草最能抒发书法家的情绪,是娴熟技法与情感激荡的产物,是写意抒情的艺术

 

2、对“书法现艺术代性”基本认识和传统书法实现创新与转型的内在要求

经对书法界经多年的探索的总结,我们应当对“书法艺术现代性”有以下统一的基本认识:即“书法艺术现代性”是指通过对传统书法创新与转型能够满足现代人追求主体自由的要求,能充分体现当今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在保证体现传统性、民族性的同時实现书法艺术的审美方式世界性的高度统一的同时,实现艺术审美功能的高度化,艺术形式的抽象化,艺术技巧的纯净化,以及尽力降低或减少文字可识性对其的限制,使之更加自由博大。

 

 3、传统大草艺术与当今中国时代精神和书法艺术审美要求有高度的契合性

1)以张旭、怀素等为代表的传统草书艺术,最能契合现代书法艺术努力降低文字识别功限制,能够满足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和对情性释放的时代要求。

2)传统大草艺术所体现出的壮美正大气象,与雄强刚健、苍茫雄逸的审美特征和人文意识,亦能契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3)大草艺术的线条既有丰富形象性,又具高度的抽象性,是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高度统一;是“技道两进”的结果,是“天人合一”理想的表现,具有高度民族,同时又能很好满足现代西方艺术对抽象性主体性的要求,因此又具有世界性。

4)大草艺术不断变化着线条与整体章法上和谐统一最能体现追求改革创新、不断变化又求和谐稳定的当代中国社会特征,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世界各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总体状况。

5)传统大草艺术是对其他书体书法艺术的高度综合,是在对传统其它书体技法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方有成功创作的可能,创作的难度最高,这也符合当代书法要在传统书法艺术基上向高级化、纯净化发展的要求。

6)从历史经验与具体与技法继承和创新上看,大草艺术的复兴创新,既要对篆隶中锋用笔线质的把握,又要对篆隶纵横气象的吸收,同时在草法继承要求以二王的草书为规范,所以大草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最需要碑帖结合、经典与民间结合、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它符合上述当代书法艺术继承创新与实现现代转型路径选择的要求。

7)明清王铎、傅山等人的立轴大草书法(含行草)的创作图式,已为草书书法适应当代展厅审美形式与视觉要求奠定了基础,又从近三十年的当代书法实践来看,巨幅草书(含大草与行草)条幅作品已成为历次大型展览的主体,这说明大草书法能够适应当代展厅审美形式与视觉要求。

9)大唐时代是中华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鼎盛时期,而当代中国人的基本任务就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唐时代的繁荣強大已成为当代国人追求与效仿的目标。唐代的大草艺术是中国传统草书艺术的最高点,所以若以大草艺术作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实现现代转型,符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要求。

10)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人们在回归传统的同时,又更具现代意义和国际视野,当代中国人的胸次将得到扩展,且当印刷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方便了当代书家对书法传统的全面学习和把握,这为传统草书艺术在当代的复兴和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所以,我认为草书艺术(主要指大草与行草)与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时代精神具有高度契合性,能够满足传统书法艺术实现复兴、创新与转型各种要求,当代草书艺术的发展是大有希望。为此,我预言中国草书时代即将来临。

 

 

综上所述,碑帖结合、民间与经典互参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复兴与创新的主流路径,而草书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创新将成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实现现代转型的突破口。为此,

 

我们呼唤:草书时代!大草中国!

我们遥问:草书时代谁主沉浮?

 

 

 

 

 

 

 

 

本文的主要参考书目:

1、《文化与哲学》张岱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中国书法文化大观》金开诚、王岳川等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3、《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编  河南美术出版社

4《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中国历代书论选》潘运告 编注  湖南美术出版社

6《画禅室随笔》明 董其昌  屠友祥校注 江苏教育出版社

7、《中国“现代书法”论文选》 王冬龄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8《书法史鉴》丛文俊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9、《书法复兴的寻绎》周俊杰     海主编  河南美术出版社

10、《说文解字》汉 许慎撰     校定  上海教育出版社

11、《书法空间论》   荣宝斋出版社

12、《中国书法》 《书法 《书法报》  《美术报》等报刊有关文论

13《寂寞中的独体》  牟宗三    新星版社

14《禅外说禅》  张中行   中华书局

15《书林藻鉴 书林记事》  马宗霍   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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